世界是复杂的，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复杂性。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就是研究复杂性问题，进入到复杂性科学阶段。

中国科学家对系统科学有过重要贡献；今天，面对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需求，系统科学将继续大有作为，并为国际系统科学界作出新的贡献。智能化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地位。钱学森提出的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是对传统人工智能理论的一大突破，具有深远的意义。

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上海“圣菲”诞生

圣菲研究所作为当代学科交叉的典范，近年来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尤其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领域的杰出工作，使其成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物理、生物、计算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圣菲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小实体、大网络，她吸引了全世界对复杂性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前往“朝圣”。

最近，一个中国“圣菲”，在上海诞生。她就是由上海理工大学和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共同创办的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

上海理工大学是我国最早开展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教学、研究的高等院校之一。1979年11月，该校成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研究所，钱学森曾亲自前往参加成立大会表示祝贺，并对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发展作了重要讲话。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之一）于1979年10月成立，是我国系统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时隔25年，我国系统科学界这一北一南两支劲旅共同携手，联合有志于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科建设的学者，以“小实体、大网络”的圣菲模式开展学术活动，以推动我国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钱学森先生于今年1月17日特致信上海理工大学许晓鸣校长，对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组建表示热烈祝贺。据悉，钱老对该院联合全国优势力量的做法非常赞赏，并且说：不仅仅是联合中科院一家的力量，还有系统工程学会、全国从事系统科学研究的研究所、大学的力量。走向全国也只是第一步，将来条件成熟，还要走向世界……今天的科学已经不是自然科学那一点东西，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我希望大家能用这样一个体系，去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用几门学科的知识或者这些学科的交叉。若能这样，那就厉害喽。

戴汝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郭雷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源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汪应洛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王众托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知识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系统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研究复杂性

戴汝为：文汇报一直关注和支持我国系统科学的发展，1978年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三位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就是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一件事情对推动我国系统工程的发展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2001年，文汇报又专门来北京采访，当时许国志先生还在，你们那时就对复杂性科学等新兴的领域很关注。系统科学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就是重视复杂性。现在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以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系统问题，但范围不是很大，环境不是很复杂，所以可以用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解决。现在系统科学的发展进入到了研究复杂性阶段，靠单一的学科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要交叉科学。

郭雷：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从定性到定量的深入发展，另一个是多学科交叉综合的不断突破。从定性到定量的深化发展反映了数学方法越来越普遍，而交叉综合的突破实际上反映了系统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性，这一现象的背后，体现的是世界在本质上的统一性。科学的深入发展需要还原论方法，但这种研究到一定程度还得考虑综合方法，因为许多复杂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需要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综合。

戴汝为：科学的发展应该是交叉的，在这个领域可能是比较新的东西，在其他领域可能已经是经典的内容了，但是别人并不知道，所以要搞交叉。以往的研究是越分越细，到了最后反而对科学发展不利。我记得维纳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可以说是昆虫学家，但是不能说他是生物学家，因为他对昆虫的了解是很深入，但对昆虫之外的生物世界就不一定注意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尤其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问题，更要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不仅是从科学、工程的角度，还要从社会、人文的角度考虑。

我们搞工程的、搞理科的人往往会侧重于考虑工程、技术这方面的因素。比如你搞航天，火箭上去了，大家都欢欣鼓舞，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只看到技术上的成就而忽视了管理的因素。在自动控制里面，cybernetics这个词就有管理的含义，意思是“掌舵人”，物理学家安培则表达为国务管理的意思。从系统科学说，工程系统和管理系统两个分支都很重要。控制和管理是不可分开的，而人也是组成系统的要素之一。比如说企业就是这类复杂系统。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考虑为每一个人都建立模型是很难的。其实从行为上来看，是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复杂性。有时系统本身简单，但是环境复杂了，它就变得复杂起来。所以我觉得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复杂性的发展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美国人说，对整个科学而言，面临的挑战是对复杂系统的精确与完整的描述。

谈复杂性科学，自然就会谈到圣菲研究所。圣菲研究所在的那个地方，山顶上就是阿拉莫斯实验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研制原子弹的，当时在那里集中了美国一大批优秀的物理学家。他们中的一些科学家退休后离开实验室，在山下成立了圣菲研究所，搞交叉研究，提出了复杂科学的问题。圣菲研究所做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工作，他们研究经济，提出了新东西，譬如经济学本来讲报酬递减，现在他们提出报酬递增论，他们把正反馈引进了经济学。这也就是现在知识经济的要点。还有就是他们搞了一个模型，叫CAS理论，就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理论，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东西。

刘源张：系统科学所研究的，不管是技术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实都是各个学科已经研究过和正在研究的东西。世间万事、宇宙万物，是一个统一体，但以往人们从有限的方面去认识，每一个问题都有一门学问去研究它，都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和方法。我们为什么提出系统科学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以前提出的各门科学都是从各自的角度提出来的，没有从全面的角度去看，从系统的角度去看；第二个是过去的自然科学，是不考虑价值观的，从物的观点去研究物，而不是从人的观点研究物，更不是从人的观点来研究人。现在大家认识到，任何一门学问都是离不开价值观的。所以，科学观也应该是伦理观。细想起来，中外的大学者都是重视伦理问题的。就拿经济学来说吧，如亚当·斯密本人是伦理学教授，不是经济学教授。他在《国富论》里面强调的是伦理的一面，强调道德、经济伦理。

中国是充分认识到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

刘源张：系统科学发展到今天，应该中西融合，不能只谈西方的。中医对系统科学就很感兴趣。我和吴阶平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西医治疾病，中医治病人。现在西方主张整体论的人，很重视中国的《易经》。他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整个学问都起源于《易经》，后来发展成儒家和道教，佛教传进来后，也被儒和道改变了一些。

为什么系统科学要注意《易经》呢？从科学方法来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因果论，认为世间万物有果就有因，有因就有果。这是机械论的。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量子理论提出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概率出现了，不完全是因果规律，还有统计规律。查一查西方学者的看法，《易经》的英文译名就是变动的意思。这个变动和西方的变动不太一样，西方的变动都是有一个概率的，是指在一个概率场里面，每一事情的出现，都赋予一个概率，是以80％的概率出现的，还是以90％概率出现的。

《易经》讲的变动没有概率性。西方讲概率统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不承认贝叶斯的先验概率理论。现在变了。人工智能主要是个先验概率的问题，利用专家经验，不就是先验概率吗？所以我们系统科学要注意中西融合。

汪应洛：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院士和一批老一辈科学家在我国推动了系统工程的研究，并在军事、科学、经济、社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阶层的重视。80年代中期，国内外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对系统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钱学森院士的指导和参与下，对社会经济系统等复杂系统进行了研究，提炼并总结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以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

20年来，我国系统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协同学创始人哈肯指出：“系统科学的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较早提出，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并认为“中国是充分认识到系统科学巨大重要性的国家之一”，这表示了国际系统科学界对我国系统科学发展的一种评价。

郭雷：中国发展系统科学有着良好的基础，当前又面临着时代的迫切需求。首先是各个学科的发展对系统科学思想、方法的大量需求，比如生物学、经济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特别是中医）的发展。当然，话又说回来，系统科学也不是凭空产生和发展的，它是在与其它学科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的，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类似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仅科学可以指导技术，技术也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两者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第二方面是，面对社会的需求，面对社会经济中大量的复杂问题，比如说科学发展观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问题。我们的领导们常常把面临的复杂问题说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这不是赶时髦，许国志先生在世时曾说过，这是领导们觉得用“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来概括他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复杂问题比较恰当。面对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们系统科学工作者，确实感到要大力发展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同样，系统科学理论和系统工程应用之间，也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第三方面是，面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迅猛趋势，中国系统科学发展的任务更为迫切。世界科技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我们确实感到不进则退，进得慢也不行。我们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近代落后了，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我国对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与我国作为历史这么悠久、人口这么众多的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作为中国人，作为系统科学工作者，在复杂系统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有能力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有个担忧，就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科技发展史上，有过不少“醒得早、起得晚”的现象。这些现象很令人深思。我国对系统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晚，但从当前世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科学研究的责任很迫切。

人机结合的智能科学和智能工程

郭雷：我个人认为，复杂性和智能化是系统科学发展的两个永恒主题。复杂性主要体现的是系统科学认识世界的一面，而智能化主要体现的是系统科学改造世界的一面。复杂性和智能化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方面。信息与系统科学的很多方向，例如，通讯、计算、决策、预测、推理、推断、学习、适应等，都是在研究和模拟人的智能行为的某个侧面中发展起来的，当然控制论就更不用说了。智能化的过程可以认为有模拟人、代替人和超越人的三个阶段。这种智能化发展的方向，当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戴汝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认识到单纯依靠机器不能解决智能化问题，钱学森为此提出了人机结合的重要性，认为应该研究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主张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即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通过“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系统”，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和古人的智慧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工程领域。按中国文化的习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叫做“集大成”，所以钱老称其为“大成智慧工程”。如果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成为“大成智慧学”。

钱学森在1991年曾谈到：“智能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事，关系到下一世纪我们国家的地位。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将有深远的影响。”根据钱老的这些科学思想，我在1994年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正式提出“智能科学与工程（人－机的结合）”是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领域。智能科学与工程强调人类的“心智”与计算机器的高性能相结合，强调人在未来智能系统中的作用，是对传统人工智能研究和传统自动化研究目标的革命。近些年，我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国家攀登计划“认知科学前沿领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中“思维与智能的模拟”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体系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制完成了以网络为基础的“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分布式研讨厅雏形系统，并在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体系中得到了应用。这一系统曾于2003年9月在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复杂系统建模研讨会上介绍，引起了各国专家很大关注，认为在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是对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相关链接

没有围墙的研究所

创建于1984年的圣菲研究所（theSantaFeInstitute，SFI），是一个关注前沿科学的多学科研究团队。该研究所一直在探索如何刺激持久的新的研究活力，致力于构建“没有围墙的研究所”。圣菲的研究人员来自政府机构、研究团体和私营企业有名望的科学家。研究所研究风格的两大特征是提倡综合学科研究方法，重在研究涉及复杂相互作用的问题。先后有多达50多位科学家加盟圣菲，但她几乎没有固定的人员，来这里访问的研究人员，逗留时间最长不超过6年。这也使得各个领域的学者有可能走到一起。为保证研究活力，研究团队经常随不同的课题而处于建构和解构中，同时研究人员也经常会跨领域做课题。

圣菲研究所目前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

认知神经科学特别集中在发育神经生物学和发育认知心理学，以为智力发育和人类认知能力、记忆、语言以及许多其他涉及人类行为研究提供支持；物理和生物系统的计算推断10～20年后的技术发展趋势，提出哪一种信息处理模式有可能不断推进计算技术的进步等。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包括社会形态的演化、国家和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效率、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包括进化博弈论等。进化动力学侧重于自然和社会进化中的动力学和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网络动态学网络在社会、生物和物理系统的无处不在构成了一类共同的问题。本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网络如何引发疾病的传播或引发新的政治动荡。对处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组织而言，何为最有效和最富活力的网络架构等。

系统科学要为树立科学发展观作出贡献

汪应洛：科学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实际的需要，系统科学同样也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系统科学思想理论对解决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系统科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涉及社会、经济、文化、人文等多种因素，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需要应用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实现人机结合和大成智慧，这是我国系统科学知识宝库中非常宝贵的财富。党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注重五个统筹，努力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是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系统科学高度凝练和实际应用。我们系统科学界应该认真学习领会，加强研究，努力贯彻。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面、深入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需要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系统科学界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王众托：当前对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都是非常好的发展形势。去年春天，科学发展观一提出，系统工程界就有人说，系统工程的第二个春天要来了，确实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不久，胡锦涛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要用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来解释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向系统科学与工程界提出了重要的任务。“解释”相对来说还容易些，怎么用系统工程方法去“落实”是很艰巨的任务。因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再一个是人和人的关系。不管是政策的制订，或者机制的设计，甚至包括组织管理，文化环境的培育，都要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随着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工业的高度发展，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当前的资源和生态危机。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但是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有些地区和部门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对资源采取了过度的甚至是掠夺性的开采和使用，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出现了严重后果之后，人们才不得不进行反思，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从“自然－经济－社会”这样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整体着眼，人们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因为系统整体的价值体系，除了包含人类社会和人工自然的价值体系之外，还应该包含天然自然的价值体系，最近人们常说要考虑环境成本，就体现了这方面的价值。这些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科学的发展观要求人们把价值观建立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之上。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是多种社会利益主体，在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各主体都有自主性，而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和建设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特别是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

“以人为本”回答了发展的出发点是为了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回答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问题。对任何的具体决策，一开始应该从科学发展观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只有在方向目标正确的基础上考虑具体要求和实现途径，才有可能得到合乎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意愿的决策结果。

现在系统工程的思想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我记得2002年你们报纸发表许国志院士的谈话中说到，当前中央大报几乎每半个月就会在领导或者专家讲话里提到：“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出现的频率比以前又有所增加。这对我们系统工作者是一个鼓励和鞭策，让我们看到过去系统工程的应用和推广有了初步成效，而今后还需要加倍努力。

现在领导能认识到一些复杂的事业或者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从他们在实践中的感受出发的，这种感受我把它称为“系统直觉”，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中从事巨大的建设事业时所必然产生的一种感觉和体验，也是对系统思想和方法应用的一种呼唤。系统工作者应该顺势把自己的工作和这种需求结合起来，逐步把事业或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引导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道路上来，使系统直觉逐步深化为科学的系统思维。

汪应洛：上海系统科学研究院地处上海，首先应为上海的需要服务。

上海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需要利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统筹与协调，研究影响上海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约束因素，探讨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上海市的大发展提供战略措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规模化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经，如何结合上海市的客观经济条件及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趋势选择上海市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同时按照生态工业的规律以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规划并促进企业层面的清洁生产、区域层面的生态工业园、社会层面的资源回收体系，是上海市规模化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问题，也是上海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以解决的战略性课题。